103

　　自17日開始，有關“中國教育學會原會長顧明遠稱高考改革方案2017年實施，英語將退出統考”的報道成為關註熱點。對此，教育部發言人續梅18日向南都記者稱，目前教育部仍在緊鑼密鼓地研究制定和完善考試招生制度改革方案。顧明遠本人亦稱“被媒體誤讀”
　　但這樣的誤讀，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。早前上海傳出高考改革方案，稱英語不放在統一時間考試，也被媒體解讀為英語退出高考。媒體對高考改革這樣的解讀，對高考改革的順利推進並不利。總體看來，我國社會，還沒有形成高考究竟改什麼、怎麼改的基本共識。
　　輿論之所以熱衷“英語退出改革”這一話題，是因為對學生“一刀切”被要求學英語，英語教學的應試化不滿。很多人期望降低英語權重，以增加對語文教育的重視，這是脫離當前應試教育體系的臆想。不客氣地說，高考就是只考語文一門，也不可能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。我國高考制度的核心問題，是集中錄取制度，這導致“教招考一體化”，高考成為基礎教育的指揮棒，基礎教育盛行“考什麼就教什麼，教什麼才學什麼”，英語教育就是這樣被異化的。而存在於英語教育中的問題，在語文、數學等學科教育中也存在———大家此前不是一直批評對數學提出“一刀切”的要求，學生學得過深過難嗎？同時也批評語文教育嚴重應試化，作文“主題先行”，學生完全走應試路線。可現在，大家似乎把矛盾轉向了英語科目，而忽視了所有學科教學存在的共性問題，以及問題的根源所在。
　　我國在制訂《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》(以下簡稱《綱要》)時，曾對高考制度的問題進行廣泛討論，當初曾達成基本共識，即高考制度的關鍵在打破集中錄取制度，推進考試招生分離。2010年正式頒佈的國家教育規劃《綱要》，明確提到要推進考生招生相對分離，探索政府宏觀管理，專業機構組織實施，學校依法自主招生，學生多次選擇的考試招生新體系，可是，《綱要》頒佈至今，考試招生相對分離的改革探索並未實質啟動。直到去年11月，十八屆三中全會《決定》再次重申了考試招生相對分離的高考改革思路。但對於推進考試招生分離，社會輿論似乎並不抱信心，於是對於高考改革的認識，又回到了學科改革的思路上，而學科改革，已被過去10多年來各地的高考改革實踐所否認———我國的高考改革，一直在科目調整上做文章，從7門調整到6門，再到3+X，3+1，3+2等，但科目改革並沒有帶來學生學業負擔的減輕，以及應試教育格局的轉變，反而是學生的負擔越來越重。
　　英語科目改革，說到底還是學科改革，因此，只調整科目分值或計分方式，而不推進錄取制度改革，必然會重蹈過去科目改革失敗的覆轍。對此，大家必須有清晰的認識，不能把高考制度的問題，轉化為學科之間的矛盾，認為通過學科的調整，就能走出應試的困境。
　　為何曾經達成的改革共識會變調？根本的原因在於，推進考試招生分離，打破集中錄取制度，從本質上說，是要求政府部門放權———將考試評價權交給社會機構，將招生自主權交給大學，將選擇權交給學生，但改革卻由政府部門主導，這使得放權的改革遭遇權力機關不願意放權的悖論。為此，要重新理順高考改革的思路。十分重要的一點是，高考改革不應該由教育行政部門主導，而應該由全國和地方人大主導，全國和各地的高考改革方案，不能就由教育行政部門制定、發佈，要將高考改革方案提交全國人大、地方人大審議，這才能充分聽取各方的意見，同時，形成要求政府部門必須放權的改革機制，也做到改革於法有據。
　　如果能建立高考改革的新機制，高考改革就將回到曾經達成的共識上，這就是以考試招生分離為核心，積極探索高校自主招生。在考試招生分離的新體系中，中學獲得自主辦學空間，考試則由原來的指揮棒轉變為中學教學、大學招生提供評價服務，如此，原來的單一評價體系被打破，學校和學生才能從應試教育中解放出來。這解決的不僅是英語科目的問題，而是所有基礎教育科目的問題。　　（原標題：[社論]囿於學科之爭難以走出高考應試困境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