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17日開始,有關“中國教育學會原會長顧明遠稱高考改革方案2017年實施,英語將退出統考”的報道成為關註熱點。對此,教育部發言人續梅18日向南都記者稱,目前教育部仍在緊鑼密鼓地研究制定和完善考試招生制度改革方案。顧明遠本人亦稱“被媒體誤讀”
  但這樣的誤讀,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。早前上海傳出高考改革方案,稱英語不放在統一時間考試,也被媒體解讀為英語退出高考。媒體對高考改革這樣的解讀,對高考改革的順利推進並不利。總體看來,我國社會,還沒有形成高考究竟改什麼、怎麼改的基本共識。
  輿論之所以熱衷“英語退出改革”這一話題,是因為對學生“一刀切”被要求學英語,英語教學的應試化不滿。很多人期望降低英語權重,以增加對語文教育的重視,這是脫離當前應試教育體系的臆想。不客氣地說,高考就是只考語文一門,也不可能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。我國高考制度的核心問題,是集中錄取制度,這導致“教招考一體化”,高考成為基礎教育的指揮棒,基礎教育盛行“考什麼就教什麼,教什麼才學什麼”,英語教育就是這樣被異化的。而存在於英語教育中的問題,在語文、數學等學科教育中也存在———大家此前不是一直批評對數學提出“一刀切”的要求,學生學得過深過難嗎?同時也批評語文教育嚴重應試化,作文“主題先行”,學生完全走應試路線。可現在,大家似乎把矛盾轉向了英語科目,而忽視了所有學科教學存在的共性問題,以及問題的根源所在。
  我國在制訂《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》(以下簡稱《綱要》)時,曾對高考制度的問題進行廣泛討論,當初曾達成基本共識,即高考制度的關鍵在打破集中錄取制度,推進考試招生分離。2010年正式頒佈的國家教育規劃《綱要》,明確提到要推進考生招生相對分離,探索政府宏觀管理,專業機構組織實施,學校依法自主招生,學生多次選擇的考試招生新體系,可是,《綱要》頒佈至今,考試招生相對分離的改革探索並未實質啟動。直到去年11月,十八屆三中全會《決定》再次重申了考試招生相對分離的高考改革思路。但對於推進考試招生分離,社會輿論似乎並不抱信心,於是對於高考改革的認識,又回到了學科改革的思路上,而學科改革,已被過去10多年來各地的高考改革實踐所否認———我國的高考改革,一直在科目調整上做文章,從7門調整到6門,再到3+X,3+1,3+2等,但科目改革並沒有帶來學生學業負擔的減輕,以及應試教育格局的轉變,反而是學生的負擔越來越重。
  英語科目改革,說到底還是學科改革,因此,只調整科目分值或計分方式,而不推進錄取制度改革,必然會重蹈過去科目改革失敗的覆轍。對此,大家必須有清晰的認識,不能把高考制度的問題,轉化為學科之間的矛盾,認為通過學科的調整,就能走出應試的困境。
  為何曾經達成的改革共識會變調?根本的原因在於,推進考試招生分離,打破集中錄取制度,從本質上說,是要求政府部門放權———將考試評價權交給社會機構,將招生自主權交給大學,將選擇權交給學生,但改革卻由政府部門主導,這使得放權的改革遭遇權力機關不願意放權的悖論。為此,要重新理順高考改革的思路。十分重要的一點是,高考改革不應該由教育行政部門主導,而應該由全國和地方人大主導,全國和各地的高考改革方案,不能就由教育行政部門制定、發佈,要將高考改革方案提交全國人大、地方人大審議,這才能充分聽取各方的意見,同時,形成要求政府部門必須放權的改革機制,也做到改革於法有據。
  如果能建立高考改革的新機制,高考改革就將回到曾經達成的共識上,這就是以考試招生分離為核心,積極探索高校自主招生。在考試招生分離的新體系中,中學獲得自主辦學空間,考試則由原來的指揮棒轉變為中學教學、大學招生提供評價服務,如此,原來的單一評價體系被打破,學校和學生才能從應試教育中解放出來。這解決的不僅是英語科目的問題,而是所有基礎教育科目的問題。  (原標題:[社論]囿於學科之爭難以走出高考應試困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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